這樣看來，我們的國有經濟，在事關國家安全與命脈的行業與領域，還保存了一席之地，這是保持國有經濟控制力和影響力的基礎。但從總量上看，國有經濟比重已接近極限，“退出”的領域已很有限了。

三、從我國經濟結構和發展戰略的要求看國有經濟的地位

“國有經濟在關系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行業和領域占有支配或控制地位、對經濟發展發揮主導作用”，從現實考慮，應有以下幾層含義：國有經濟在經濟命脈行業和領域占優勢地位，可作為行業運行發展的穩定性因素、保證國家經濟社會的基本安全（金融、交通、流通、戰略工業）；國家可通過占據行業領導地位的骨干國有企業，貫徹其產業政策（優先順序、科技進步、產業升級）；國有經濟是貫徹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國有企業是國家貫徹收入分配政策的組織基礎，等等。

國內有關國有經濟的討論多偏重一般的制度問題。筆者重點從結構角度，討論國有經濟控制力和主導作用問題。

社會主義經濟的歷史合理性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追求最大社會公平。對于人均資源如此緊張的中國來說，節制資本權力，更多關注公平（既包括起點和程序公平，也包括分配公平），是社會的現實需要。第二，中國百年積弱，快速地依靠自身積累實現工業化，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實現。通過國家力量，驅逐列強控制，消滅腐敗的官僚資本，在動員體制下奠定了今天國家經濟起飛的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率持續高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我們既堅持了公有制為主體，又鼓勵、支持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對比俄羅斯的休克式療法的后果，我們的改革保留了各行業的重點骨干國企，等于兼顧了發展、改革、穩定，是十分正確的選擇。